悬泉置汉简

20年前的一次考古发掘使人们知道了汉代重要邮驿站——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存在，为了更好地保护它，这处遗址当年被就地回填，并没能使更多的人一睹其真容。近日，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申遗，甘肃省有关部门将组织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主题展。随着布展的进行，这处2000年前的政府驿站即将撩开它神秘的面纱。

2万枚汉简“破土而出”

20世纪初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“考察”时，从敦煌玉门关一带古长城烽燧遗址下发掘出700多枚汉代简牍，从而揭开了中国西部地区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序幕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在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近90年后，在甘肃酒泉瓜州县与敦煌交界处的一片戈壁高地古遗址中，考古工作者们又发掘出了2万多枚汉简及其他文物。这批简牍文书不仅见证了汉时期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一切邮件往来，展现了汉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衰落，而且为汉驿站的相关研究打开了窗口。

据当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领队、甘肃省文物保护维修研究所副所长何双全回忆，经过了两年多、先后3次的考古发掘，敦煌悬泉置遗址才初露端倪——占地面积达2.25万平方米，主体建筑有办事机构、马厩、传舍等。出土各种器物3000余件，简牍文书2.5万余枚。

该遗址出土的汉简简文，让考古人员了解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。悬泉置全称为“敦煌郡效谷悬泉置”，是效谷县（汉时敦煌郡下辖6县之一）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。从历史沿革看，汉武帝时，这里称“悬泉邮”，汉昭帝时改称“悬泉置”，东汉后期又改称“悬泉驿”，魏晋时废置，至唐又复称“悬泉驿”，宋以后，逐渐废弃。到清代，民间开始称呼这里为“贰师庙”“吊吊水”（因该处东南侧沿山路进山，有一处悬泉水，传说“人少时水少出，人多时水多出”）。

丝路主干道是一条直线

悬泉置简牍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官府文书，其中皇帝的诏书种类不少，但大部分残缺，能复原成册的不多。涉及律令的有20多枚，包括贼律、田律、置吏律、盗律等。数量最大的是各种籍，有人事方面的《吏名籍》、《功劳案》、《驿卒名籍》、《户籍》、《刑徒名籍》等，财经方面的《田》、《入租》、《钱出入》、《谷出入》、《契约券》等，也有登记车马等资产的，记录劳动日志、供给消费的。这些简牍对研究当时敦煌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法规极为重要。

近些年，随着有关专家对这些简牍的研究，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和沿途驿站的设置之谜得以一一破解。甘肃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研究汉简很多年。他通过1974年额济纳破城子简和1990年敦煌悬泉置简的研究，勾勒出西汉时丝绸之路主干道的走向。之后，学界将这两枚汉简定名为《驿置道里簿》。

“丝绸之路是长安通往河西走廊、西域、西亚的交通大动脉，我们可以通过《驿置道里簿》确认西汉时期从长安出发到甘肃敦煌一带的驿站里程，也基本上弄清楚了沿线驿站的分布情况。”初世宾说。

“当时，人们离开长安后，从泾川一带过泾河，再经月氏、乌氏、泾阳、平林置等地县，到达固原（高平），绕开六盘山，然后经今天的景泰芦阳一带，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。一路前行。”按照汉简记载的里程在地图上描画，专家们发现画出的丝路主干道竟然是一条直线。“从中可以看出，当时人们为了修建这条大道所做的精密设计和倾注的人力和财力。”初世宾说，这条道路分为高平道（长安—固原—芦阳）、河西道（芦阳—武威—敦煌）两段，它的开通与张骞出使西域、霍去病用兵河西有密切的关系。

2000年前的沙尘暴

2000年3月，北京的天空被一股强烈的沙尘暴天气所笼罩，遮天蔽日的沙尘使人们至今记忆犹新。然而，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，甘肃敦煌也常出现这样恶劣的天气。根据一枚官方处理事件的文书简牍记录，某天，某官府派一人去执行公务，为其配备有一车一马，后该人中途归返，向上级禀告说他在路过敦煌地区时突然遇到很强的沙尘暴，大风和沙土刮坏了车，还使马匹受惊跑丢，该人也受伤，只得步行返回。“可见，沙尘暴古已有之。不知为何，类似沙尘暴等自然灾害，《汉书》等重要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。此次发现载有沙尘暴的汉简，成了我国可以证实沙尘暴历史的珍贵文物。” 初世宾说。

此外，悬泉置汉简还有关于“天马”的记载。简牍显示，在悬泉置中有大量“天马”存在，而且有严格的使用管理制度。当时的西汉政府多次从敦煌抽调“天马”，或者往长安，或者到天水等地，这说明当时“天马”为人们所看重，这也是除《汉书》外，汉简中首次见到有关“天马”的记载。

汉代的“国营农场”

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分为汉简和器物两大部分。器物佐证了简牍，简牍复活了器物。

“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东西都很残破，但其种类之多、数量之大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。”何双全说，这个驿站遗址既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圈子的见证，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

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器物，最深的埋在地下1.3米深处，最浅的仅在0.2米处，他们发掘时分了6个标准层，从上到下，一、二层为东汉中晚期，三、四层是汉宣帝、哀帝时期，五、六层归为汉武帝至昭帝时期。何双全说，从各层出土的文物和简牍记载看，这里在宣帝和平帝时最为辉煌，东汉以后逐步衰落。

悬泉置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多，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、用品都有，包括铁器、陶器、木器、漆器、石器、骨器、丝织品、皮鞋、毛笔、墨、纸张，还有蔬菜、种子、水果、牛羊肉等，基本是残次品，没有金银器物，这也是“废弃遗址”的重要证据。

从简牍中，研究者还发现这里的土地和水利设施都是国有的，如ⅡT0112②：103号简的内容是：“千乘里谭贤田一顷十八亩悬泉官渠”，渠尚且是“官家的”，其他就不言而喻了。何双全说，这里相当于汉代的“国营农场”，各种器物一应俱全。

该遗址还发现了不少私人印章、信件用的封泥和麻纸。据悉，出土的麻纸有530多张，有字的（较细腻的）仅13张。粗糙的麻纸主要用于当纸巾和包裹物品，尚未用于有规模的书写。“这些麻纸要比蔡伦造的纸早很多。”何双全说。

汉代政府接待站

根据简牍记载，悬泉置曾是汉代边疆的重要驿站，经常接待来往西域的朝廷官员、使者和重要客人，但不接待过往私人。据简牍记载，丝绸之路繁荣时，一次接待于阗王，其从者多达1600人，仅用坏的杯子就达300多个。接待乌孙国公主的规格也相当高，简上记载有地毯等贵重东西。

何双全说，从悬泉简可以看出，随着汉朝势力的扩大，过往敦煌的主要有6种人：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，汉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、公务人员，归义的羌人，官家的奴婢，由朝廷统一收集和安置的内地流民、刑徒（即流放的罪犯，送往敦煌“劳改”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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