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前，看了余秋雨的文史记载——1905年10月，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，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；1907年5月，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、5箱织绢和绘画；1908年7月，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、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；1911年10月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像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；1914年，斯坦因第二次又来，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、600多卷经卷……

　　年少的我为敦粕扼腕叹息，如此珍奇国宝，竟然如此轻易被异邦掠走。从此，敦煌成了我心目中再无法触及的痛，古老华夏文化之痛，痛到不忍提及“敦煌”二字。哭敦煌，和仰慕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一样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！”因为那些经卷，那些珍宝，那些被盗走被掠夺遗失于异邦、成了别人家的文化至宝。眼巴巴地看着电影《敦煌》上的日本学者，把掠为己有的敦煌瑰宝，美其名曰：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日本。”

　　40岁以后，我读张大千，从各种搜寻到的绘画，再到他的各种传略，特别是他中晚期的仕女画，看画第一眼的那一瞬间，曾经年少时敦煌的那种痛彻才稍有些许减轻。又见敦煌，那痛得以些许释然，我找回了掠者无法盗走的艺术珍宝，在大千先生的笔下，凤凰涅槃一样，再度重生。英雄，翰墨行侠客，传统艺术守护者，我如此定义心目中的张大千。

　　20世纪40年代，张大千自费赴敦煌，3年临摹石窟壁画，使敦煌艺术广为人知。敦煌之行，大千先生风餐露宿，呕心沥血，苦心经营，殚精竭虑，直到满头白发，髯须染霜，苍老憔悴，历尽三载，让他的绘画风格发生了质的飞跃。自敦煌归来，大千先生笔下的人物画开始变得硬朗劲健，石青、石绿、朱砂、蛤粉，浓艳华滋，装饰性强，视觉冲击力，更加古朴稚拙。

　　从此，那些藏在戈壁无人识，那些埋在敦煌无人赏的沥粉堆金、雍容高贵的唐代美人，跟着他走出戈壁，走出大漠，走出莫高窟。从此，大千笔下的美人一改文人的文弱，美在体态，无论是近侍女、供养人或国夫人、后妃之属，大半是丰腴的、健美的、高大的。细长凤眼，传神阿堵。她们的眼神，有的矜持，有的娇媚，有的若不经意，有的如秋波暗送。可凝视，可顾盼，可迷蒙，神采飞扬，妩媚异常。身体略呈S型，目光下视，翩然起舞，是佛若仙，若有所思，肌肤细腻，健康明艳。比现实中的人更美，更浪漫多情，可亲可敬又超凡脱俗。

　　欣赏张大千笔下的敦煌美人，减缓了我曾经年少的敦煌大悲痛。再读他的《谈敦煌壁画》，大千先生说：“中国自有图画以来，是先有人物画，次有佛像画。山水不过是一种陪衬人物的。”中年以后，我找回了敦煌之宝，掠者无法带走的艺术瑰宝，那种国宝，就是敦煌壁画。其跟着大千先生，走出戈壁，走出大漠，走出莫高窟，后来还跟着他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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