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一支驼队迎着飞沙、寒风，艰难地在戈壁大漠中前行。一千年前丝路文明的交汇地——敦煌莫高窟出现在他们的眼前，队伍前面一位年轻人兴奋地向千佛洞的方向跑去。他们不是过客，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建立“国立敦煌研究所”。这位年轻人就是常书鸿，为了这天，他足足等了7年。

7年前，常书鸿正留学法国巴黎。在此期间，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。有人预言，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待下去、画下去，一定能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家。他自己也踌躇满志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会那么快地离开巴黎。

一天，他逛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时，一幅《敦煌石窟图录》映入了他的眼帘，一个奇妙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。恢弘磅礴的构图与笔触足以与拜占庭绘画相媲美，这是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在中国敦煌拍摄的照片。他被迷住、震撼住了，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敦煌在自己的祖国。同时，他又感到十分惭愧，身为中国人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一无所知，却在这里大言不惭。于是，就从那时起，他决定回国。

阔别10年的祖国正经受着战争磨难。在等待与争取了7年之后，1943年，在于右任、梁思成的帮助下，“国立敦煌研究所”终于成立，常书鸿任所长。经过常书鸿的努力，一共6人的全部人马走向敦煌大漠。

当常书鸿真实地站在敦煌莫高窟前时，却百感交集。曾经的辉煌已不见，如今的莫高窟已是千疮百孔，许多洞窟空无一物。就这样，常书鸿在满目苍凉、残垣断壁的寺院中，建立起了“敦煌艺术研究所”，并展开了对敦煌壁画、彩塑的考察、保护、临摹、研究等工作

洞窟里没有梯架，没有照明，他们就一手举小油灯，一手执笔，照一下，画一笔。临摹窟顶时，头和身子几乎呈九十度的直角，仰头看一眼，低头画一笔，时间长了，就头昏脑涨，甚至恶心呕吐。生活的艰苦还能挺过去，沙漠深处的孤独却是最可怕的。由于教育部长期不寄经费，很多人就此离开了，妻子也受不了如此恶劣的环境，离家出走。到最后，只剩下他和一双儿女以及两个工人。后来，回忆这段艰难岁月，常书鸿说道：“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‘徒刑’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，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。”

即使面对“苦行僧”般的生活，常书鸿守护敦煌的信念也没改变。常书鸿与大漠的孤军奋战感动了上苍，在傅斯年的帮助下，研究所被收编中央研究院名下，一批批年轻人来到敦煌，加入到守护整理工作中。常书鸿也因此收获了新的爱情，他的第二任妻子——“敦煌痴人”李承仙。从此，他们成为守护敦煌的“傻子”。当听到这个绰号时，常书鸿笑道：“人不傻不行！”

常书鸿为敦煌莫高窟苦守一生，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生命弥留之际，他说：“我死也要死在敦煌，把我的骨灰留在敦煌。如果有来世，我还是常书鸿，我还要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工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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